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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出来时就遭受众多批评，认为其对现代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考虑太少，因而过于理想。
[30]
二、公共性与公民社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性的结构转型》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公共交往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而这本书的走红却源于20世纪90年代该书翻译成英文文本后对英语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31]哈贝马斯在90年代的新版序中曾谈到，与其说他的理论基础发生改变，倒不如说变化的是其理论的复杂程度。
事实上，“公共领域”
的问题的确是哈贝马斯贯穿理论始终的核心问题，通过把握哈贝马斯前后对待此问题的思想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其理论和立场的变化。
在《公共性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民社会”
的形成进行了历史地考察。
与阿伦特根本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把社会的崛起看作公共空间衰落的背景，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公共性转型的合理性。
工业的进步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
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不再是少数贵族参与政治，而是以个体的自主性为前提。
公民社会意味着自主性的个人参与到各种制度组织中，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公共性的社会权力。
[32]哈贝马斯以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社会为例，展现了理想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个人从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中解放出来，这些受教育的个人形成社会中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在他们当中产生理性的交往。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制度和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如出版业、印刷业的扩大，沙龙和咖啡馆的普及，都促进平民性的公共领域的扩大。
因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在质和量两方面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质的方面是启蒙的批判理性，量的方面是平民性公共领域数量上的增长。
由此可见，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有三点：第一，个体的启蒙是公共领域的思想基础；第二，公共的批判是公共领域的功能基础；第三，制度的保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基础。
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哈贝马斯持肯定的态度。
他赞同的是洛克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的看法。
英国是现代公共领域的典范。
市场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前提，对私有财产的制度化的保护是资本主义对公共领域的贡献。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民社会的公共性建立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在公共领域中聚起来的私人必须具有两种身份，既是财产所有者，又是人。
[33]对于阿伦特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暴力掠夺，现代市场经济的同质性，哈贝马斯都没有涉及。
他对公民社会经济基础的肯定直接站在洛克的立场上，甚至没有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批判。
哈贝马斯批判性公共领域的理想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但与康德不同，他认为公共性的基础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中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发展。
理性具有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在市场体制和各种制度组织中，私人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进行理性的交往。
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讲到，康德奠定的规范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受到猛烈的抨击。
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现代性危机越来越突出，财产与所有权、公民的政治权利、个体的理性问题完全不是理想的公共领域所能够涵盖的。
尽管哈贝马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历史中寻求公共领域的基础，但这种历史仍然是理想的，它忽略了历史中非资产阶级、非主流、非体制内的人的诉求，例如对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考察，对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的考察。
他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模糊了现代社会建立之初所暴露出的根本问题，如个体理性的问题、道德与伦理的问题、权力斗争的问题。
正如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概念缺少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判，他对现代性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从黑格尔和马克思退回到康德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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