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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如何在政治中发挥根本作用？在1992年出版的《事实与规范》一书中，哈贝马斯详细讨论了公共讨论如何通过民主立法而形成公共意志的问题。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性是政治秩序的组织原则，从公共性中能够建立一种交往结构，通过公民社会的基础在生活世界中扎根。
尽管公共性是一种根本的社会现象，但它不是制度和组织，而是不同意见交往的网络。
[35]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制度化的公共结构，如集会、活动和演出，在其中公众不再是抽象的。
由此民主化进程中的意见形成被作为重要的问题而提出。
哈贝马斯批评了仅仅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意见，以及受舆论操纵的选举，而主张公共交往应该根据有资格的公共意见来衡量。
但公共交往如何在现代政治中实现？在30年前，哈贝马斯描述了资产阶级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向大众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文化理性的公众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广告成为公共性的功能，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逐渐丧失。
批判理性成为少数专家的理性，大多数大众通过传媒的影响消极地接受传媒的观点。
由此出现新的社会领域，即利益集团和政党，无法被归入原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36]但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大众传媒所持的新立场以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混淆，却显得缺少批判性和反思性。
他认为自己以前对大众社会的批判过于悲观，如今他把公共意见看作一种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对公民选举、议会、政府、法院的意见形成有潜在影响。
而且他格外重视媒体的主导者，认为他们作为公众的代表而享有权威。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性立场相比，哈贝马斯的批判性日益减弱。
今日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其说体现了审慎与反思性的交往，不如说更像意见的市场。
从柏拉图的知识与意见、卢梭的公意与众意的经典命题中，哈贝马斯当然明白意见达成共识的艰难。
他诉诸现代社会的普遍理性，即现代人对个体权利和国家宪法的尊重。
他希望构建的政治文化就是“法的共同体”
文化。
通过在民主和法治之间建立桥梁，哈贝马斯将寻求意见共识的民主寄托在现代社会的宪政和法治中，他所做的工作是对民主法治国家建制的规范性预设进行重构，一方面是为了在反现代性的思潮面前捍卫现代性；另一方面是要用对现实的理论重构反过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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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克服危机的出路不是在于非理性的社会权力，诸如激进民主的政治参与，而是在于自由主义国家在政治公共性的调解下向社会国家转型。
自由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以市场权力为导向，国家的公共权力保护的是私人的自主性，它忽视了公民社会的自治和公民的政治存在。
而当今的危机是社会融合，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使之达成妥协。
这就是哈贝马斯特别重视的“妥协”
的精神。
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亦应当遵循“妥协”
的原则。
[38]哈贝马斯肯定自由主义的权利传统，同时将共和主义提倡的政治参与的精神注入现代自由主义中，通过社会制度化的自我管理来克服国家权力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
在政治公共性中，与国家相关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或者以政党为中介，或者直接与公共管理共同合作。
它部分地处理经济组织的事务，将来自私有财产所有者的个体利益整合起来；它部分地处理大众组织的事务，通过在公共性中大众利益的集体代表，保证个体在社会中正义的实现，即私人的自主必须通过政治获得和确定……只有政治公共性原则在今天的内在渠道和相关的公共性中起作用，各种社会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公共性原则的调节之下，它们才会真正参与到公共交往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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