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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韦伯的理解更多受到帕森斯的影响，而没有深入涉及韦伯的政治哲学。
韦伯对启蒙与理性之间的线性进步持怀疑的态度。
他甚至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体制并不是培养了自主的理性的个人，而是从根本上削弱了理性的个人生活的社会基础。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概念首先基于对韦伯手段-目的理性的批判。
韦伯的行动概念是个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是独白形式的目的论的行动。
这种个体行动没有在具体的情境中考虑他人，也缺乏反思精神。
交往理性行动是对手段-目的理性行动的克服。
它是社会的行动，行动者在社会中产生交往和互动。
这种交往行动的理性是以规范的共识为前提，共识的基础是启蒙后的现代合法性的权利体系，它是由理性的自然权利通过自由和平等者的契约建立而成。
[29]实际上，规范的共识同理想的公共领域一样，以近代社会的启蒙理性为基础，并且确信它能够在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实现。
交往行动理性是由普遍的理性原则在制度化的社会体制、民主的政治体制、各种社会运动所构成的生活世界中的实现所保证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体现了价值的多元化。
他把理性分成三种：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美学理性。
工具理性体现在策略性的行动中，诸如市场经济、国家权力中。
交往理性体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实践中。
美学理性体现在戏剧性、表现性的行动中。
三种理性代表了公共领域中多样化的价值。
交往理性和美学理性构成的生活世界，离不开金钱和权力构成的社会系统的支撑。
哈贝马斯引入了帕森斯的社会系统概念，认为现代社会是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是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互动。
交往性行动和社会系统的融合只有依靠制度化来保证。
由此，哈贝马斯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多元民主奠定交往理性的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看待所有问题都是从未“除魅”
世界的视角出发。
他展现出完全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理想图式，然而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在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生活世界一直受到理性化逻辑的威胁，这正是阿伦特通过“社会”
概念所批判之处。
正如福柯的“圆形监狱”
比喻所表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动会受到理性化制度的行动机制的操纵，由此交往行动逐渐丧失其对话性。
因此，规范的结构以及由此引出的规范的“普遍基础”
理论都问题重重。
此外，在一切规范之外都存在规范结构无法消除的外部性，诸如无国籍者、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
由于政治不仅仅与理性以及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规范相关，人们应当更多思考政治中的种种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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