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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改变是关于外国教师演讲自由方面的。
新加坡政府严格控制的一些规则现在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也仅仅是一些而已——为了应对学术界的担忧：阿尔努·德·梅耶尔（ArnouddeMeyer）:我并不想指责他们，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关心那些发表在没人看的杂志上的研究成果。
他们只在乎那些在新加坡畅销的非学术类杂志。
更进一步说，有三个领域我们必须加以关注。
第一，我们不能卷入任何会造成种族和宗教紧张的活动中，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很快就会垮掉。
第二，尽管他们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知道，新加坡有两个穆斯林的邻居，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不能冒犯他们。
第三，他们大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卷入地方政治中，我们最好收拾包袱走人……我们的教师表示：我们对以上两点没有异议，我们不会制造种族和宗教的紧张，也不会冒犯邻国，我们对地方政治也不感兴趣，因为新加坡太小激发不起我们的兴趣。
因此，我们算是同意了，我们可以遵守这些规则。
克里斯·奥尔兹：这是一个书面的协议，还是仅仅一个口头谅解?阿尔努·德·梅耶尔：这是一个口头谅解；我们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它贯穿了我们谈话的始终。
梅耶尔的说法与贝拉丝和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主任加里·哈马达（GaryHamada）①的说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比较明确地表示了，与本土的大学和教师的政策相比，国外的教师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然而，由于新加坡国内的和宗教方面的一些顾虑，有些特殊的问题还是高度敏感的。
政府的立场的确使这三个西方商学院不得不考虑，他们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自由政策来教学和研究。
结论是，他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更加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
这三方面重心的改变——国外大学在新加坡更深入地合作、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以及相对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为西方顶尖大学的结构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延伸打下基础。
但是，在新加坡国内获得的优先权显然并不足以吸引已经迈开全球化脚步的那些顶尖大学。
同时还有发展型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权力和能力（比如，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尽管其中带有一些官僚主义的固执和说服的成分，例如，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吸引处于研发核心地区（比如，波士顿）的顶尖大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与新加坡惯于应对的跨国企业相比，大学相对没有那么等级化，正如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服务发展部门的主任谭志明（Tang）所言：“大家必须全部同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那么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委员会团队的成员都像导游一样接待来新加坡访问的外国教员。
期间最重要的事往往是这些教师和内阁总理陈庆炎——即副总理，他负责审核大学教育——教育部长张志贤（Teo）以及贸易与工业部长杨荣文（GeeYeo）之间的会议。
谭志明强调说，这些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在给新加坡引进享有盛誉的大学时，也给那些访问者发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意向和承诺的信号。
团队成员同时也是房产经纪人，他们在新加坡四处巡视，为这些国外的大学寻找合适的建筑位置，他们还为新加坡建立健全商场方面的法律和金融相关业务提供咨询服务。
①
为了吸引那些商学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充分展示了它的国家化特征，使用可见的财政和别的形式的物质资源作为鼓励。
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就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共获得10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加上软贷款（借贷国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的贷款）、享有折扣的土地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13）、更容易获得工作许可、住房准入，等等。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通过将陈旭年故居改造成现在他们自己的“校园”
获得了相当于700万美元的补贴，最后，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资助了沃顿商学院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分院，在研究项目、研讨班和奖学金等方面提供现金和非现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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