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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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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蓝蓝的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绿色苔衣清晰可见。
我一阵恍惚以后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飞机柔和的发动机声中，面对着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面对着一个台阶上的水盆。
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洋为什么如此清澈见底，所有海底的峡谷和平原都在阳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览无余，大陆架像树根一样隆起来在一盆蓝水里延伸和潜伏。
我几乎能够嗅到海底山谷的鲜腥味。
我在一张活地图上移动目光。
这张地图有海的蓝，沙滩的黄，田野的绿，山壁的钢灰色和褚锈色的岩层网纹，让我感到丰富和真切。
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看纸上的地图，尤其不喜欢看行政地图：那种图像一大堆杂色补丁，把湖南涂成桔色，把湖北涂成灰色，把中国涂成粉红色，把越南涂成浅紫色，如此等等。
我母亲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过那里，发现那里并不是灰色的生活，人们煮着姜茶，在雨天里顶着斗笠耕田，撑着小船在河里下网，闲坐在集市的麻石街边打瞌睡，与湖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
我也去过越南，发现那里并不是浅紫色的生活，人们骑着自行车卖甘蔗，在木棉树下打扑克，商店里有可口可乐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学生们玩了骑高马的游戏就去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
如果没有招牌广告上那些拼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这里误认为中国广东或者广西。
我有一种惊异，有一种失望，准确地说，是一种被行政地图蒙骗了很久的感觉——那张纸有什么理由把浑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块？为什么要用灰色和浅紫色害得一个中学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圈定国、省、区、县的线条，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习惯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脉、海岸、盆地一类名称来标示我们的生活区位。
比如我从云南省到了湖北省，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我是从云贵高原沿湘江流域进入江汉平原？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是从北纬22度的亚热带来到了北纬32度的温带？
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行政图当然是更重要的，牵涉到税收、治安、邮政、发钞、社会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牵涉到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
随着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大，随着生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演进，人们不能不要求地图制作者们把行政地图更当回事。
由此看来，地图是人类一面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镜子，映射出文明的面容。
《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
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
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
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
十九世纪由外国商人绘制的一批中国地图，就是这样的状貌。
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功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
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划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
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
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了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
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
这些场所也总是色彩鲜明地标记在地图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图标，在地图上跃然而出，神气十足地遮盖了一个街区或者半个城镇，使其它社会机构黯然失色，连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见绌。
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
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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