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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当这种轻盈的知识型经济迅速积聚社会财富，又以购物和旅游为获利者主要的消费方式，人们能不需要新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
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
老地图以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和帆航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
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
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
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塘沽的某个乡村更快。
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区和附近边缘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
。
一个富商打“波音的”
，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
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我们可以为他绘制这样一幅新图：
最近范围：上海、北京、广州、东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内可达之处，加上平时常去消费的酒店、商厦、健身房、酒吧等场所。
次近范围：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以上
一日之内可达之处；还有黄山、庐山、香格里拉、张家界、敦煌、西西里岛、凡尔赛宫、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旅游地，飞机若不可直达，或者航班不够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供汽车驶抵。
建在顺德或宁波某个郊区的生产基地，也属这种情况。
较远范围：境内和境外一切没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级太低的渔村、林区、山寨、牧场等；还有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某个贫民区，虽然近在数百米之内，但开着汽车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驶入。
最远范围：南极，北极，喜马拉雅山，外星空间；还有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需要爬山数日或十数日才能看到的地质考察点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样是他无法想象的远方，几乎遥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我们还可以运用“时间性空间”
的新型比例尺，为其他身份的人绘出各不相同的地图。
在这里，能够搭“波音的”
人，与没钱搭“波音的”
的人，地图显然会很不一样。
隐形地图的多样化，是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空间曲变，暗示各种生活模式相对封闭和分隔的趋向。
不难想象，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产生以前，人们即便有穷富差异，大体上还生活在统一的地图里，生活在共有的空间之中。
只要出行，坐轿或挑担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线，有共同的生活形态逼近眼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很难被自己的社会地位完全封闭。
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语）；所谓“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白居易语）；所谓“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施耐庵语）；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对比中展现。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走出朱门，不难目睹农民的饥寒。
印度作家泰戈尔走出朱门，不难耳闻乞丐的呻吟。
中国作家鲁迅家境衰败，当然更容易与保姆、长工、农家孩子、人力车夫、穷困教书匠一类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里行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沉重。
这种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无时不在震击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贵族内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当时整个知识界涌动人道主义和公共关怀的感觉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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