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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作为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在其严重程度上是相似的，但传媒报道则有天壤之别。
一、唐山大地震新闻报道中的问题及其社会主导价值观成因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公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而且及时和真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
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
直到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
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
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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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普及。
广播、报纸是主要的大众传媒。
而且，当时正处于“文革”
后期，市场还是社会反对的力量，所以，也没有出现市场化的、受众取向的报纸（如都市报）。
《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是当时公众获得资讯的主要传媒渠道，也是制造舆论的主要传媒途径。
《人民日报》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报道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没有迅速、及时地告知灾情信息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沟通者，应迅速、及时地传递危机信息，以使得公众及其他机构能够根据所传递的信息作出较科学的决策。
这涉及公众的知情权问题。
公共危机事件的最大特点即在于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
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知情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唐山大地震后，传媒没有迅速、及时地告知灾情信息；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是十分苍白的，也是滞后的。
地震三年之后才报道地震中的死亡人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事件，对公众知情权的侵害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
在死难者人数众多、灾情紧急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仅仅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下地震情况——在正文导语中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把报道的重点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这是喧宾夺主的报道，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
这种片面性的报道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是一种固定的模式。
“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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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灾民的报道角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这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灾民报道的指导思想。
“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
[11]当时抗震救灾的口号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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