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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女性的爱更伟大，占据了她更多的生活吗？当然不是。
我们只注意到男性比女性要做的事情更多，且这阻止了其根据自己的印象做决定，所以他无法完全沉浸在自己强烈的倾向里。
因此有句古话说，每一段新恋情都会让男人更加愚蠢，但会让女人更加明智，意思是男人的工作和做事效率因各种倾向被妨碍，而女人每次都能汲取生活中的新经验。
当然男人也会收获一些新经验，但他有获取新经验的其他的且更有效的机会，而女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不比男人，必须尽可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
因此最好坚持简单且清晰的发现，这些发现可能没有文学性的描述，且不容许存在例外。
正如弗里德里希[8]的陈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激动、精神更不稳定且更易变；思想领导着男性，而情绪左右着女性。
男性思考更多而女性感知更多。”
这些未作修饰的、明确的表达虽然给出的不是新观点，但仍然包含了所需说明和解释的全部。
我们或许可以用豪辛格的观点来补充：“女性的想象力中，重复的较多而有用的则较少。
因此，虽然女性中有优秀的风景和肖像画家，但自从女性开始绘画，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女画家。
女性可以写诗、写风流韵事、写十四行诗，但没有女性能写出好的悲剧。”
这种表述表明女性的想象力事实上更多是重复的而非更有创造性，在犯罪案件和目击者证词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在犯罪案件中，这一事实本身不容易遵循，或者这个事实的执行方式不容易遵循，但在所使用计划的本质中遵循起来是没什么难度的。
如果一个计划具有有效的创新，并不意味着这个计划是原创的。
即便在一个例子中，原创也不可能在不存在被误解风险的情况下显现出来，我们只能依附豪辛格的范例，并称当犯罪行动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是更独立且完整地制定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被假设为是男性所为；但如果它需要一些支持，比如计划只是对已经发生犯罪情况的模拟，在计划执行期间寻求外部帮助等，则制定者为女性。
这一事实被广泛地延用了，以致在后来发生的案件中，尽管罪犯实际上是一位男性，也会有女性被锁定为犯罪计划的制定者，但这种矛盾的推论几乎无法秉持公正。
如果男性构想出一个方案，而女性执行，基本依据就被抹去了，女性会让方案有用的一面消失，或者变得不确定，以至于无法就这一方案得出确定的结论。
这种现象在目击者的陈述中同等重要。
在许多案件中，如果假设目击者的全部或部分证词不正确、刻意编造或存在无意识的想象，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成功提取证词的一部分来单独构想，然后决定证词中什么是错误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目击者是男性，他的谎言是以编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如果目击者是女性，她的谎言则似乎是复制来的，至少我们得知了不真实的叙述。
显然这个过程自身不包含证据性的东西，但至少可以引起怀疑和注意，而这在多数案例中就够了。
可以说在自己的工作中我常从这种方法中获得许多益处。
如果怀疑目击者的证词不真实，尤其是一些所犯罪行的概念，我会想到豪辛格，然后问自己：“如果事情不真实，这是十四行诗还是悲剧？”
如果答案是“悲剧”
且目击者为男性，或者如果答案是“十四行诗”
且目击者为女性，那么我就会认为可能全部都是编造的，接下来会变得非常谨慎。
如果得不出任何结论，我也会从豪辛格的其他观点获得极大的帮助，我问自己“花朵是图像还是历史主题”
，然后我再次找到了依据，以及是否有怀疑的必要。
我必须重申，这样不会获得任何证据，但当预先得到警示时我们常常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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