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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根据施密特的政治立场，而否定他对议会民主制的批判。
施密特不应当仅仅被看作公共性民主的敌人，而应当被现代民主制认真对待。
政治决断是实践政治中的重要问题，议会民主只是审议的地方，是个在论证和反驳的讨论中获得相对真理的地方，议会民主不能代替立法的政治决断。
而在施密特看来，政治自由主义者缺少决断能力，错将议会民主当作最终的政治决断。
施密特尝试为议会创建新的基础，诸如宪法对民主的守护。
另外，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模式过于理想，仅仅公开辩论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
为什么“规范”
的形式脆弱而受到威胁？对“存在”
与“应当”
的理想划分有何问题？由此施密特提出，“应当”
在“存在”
中应如何表达自己，如何从“应当”
的存在中引出一种“生存性”
（existierend）存在。
这些问题触及到规范性自由主义的核心，至今却仍没有得到充分回答。
在社会学上，滕尼斯于19世纪末就洞察到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向。
他描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切令人信赖的、家园般的共同生活都属于共同体的生活。
社会代表公共性和世界。
共同体生活体现了人从生到死的幸福与痛苦，而在社会中却生活在陌生人中”
[51]。
这里的公共性被看作表面而冷漠的社会生活。
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家塞内特（Riett）在其代表作《公共人的衰落》中描述了过去二百年中，公共性如何没落、私密性如何走向专制统治。
他所考察的历史阶段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公共性的转型，与哈贝马斯考察的历史时期相同，却得出与哈贝马斯不同的结论。
塞内特认为，在这种公共性的结构转型中，私密性，“对生活的心理想象”
和情感的地位日益上升。
在启蒙运动后出现了新的匿名的公共领域，人们在其中就如戴着面具的演员。
这种“没有个性的社交性”
体现为把社会看作社交剧场和舞台。
而原有的公共德性逐渐被道德取代，社交舞台则被看作道德沦丧的地方。
而能够体验信任、温暖和安慰的私密性场合日益重要，如家庭、邻里和朋友间的生活。
塞内特最后指出，温暖成为我们时代的上帝，自恋成为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
我们的社会出现两种私密性专制统治，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闭恐惧症；另一种是意味着政治灾难的警察国家。
[52]塞内特的描述更多强调私密**的积极和重要意义，这确实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向，但他却指出人们不再相信一个社会的大舞台能够成为真正交往的公共空间，由此只能寄希望于私密性的交往。
以上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对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批判表明：自由主义理想的公共性模式在20世纪已经变得危机重重。
当今世界跨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共谋”
已经改变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结构，现代民主国家中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削弱，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扩大，公共领域的消费化和功利化，公共领域中的话语霸权与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冲突，这些都是公共性丧失的具体表现。
由此，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寻找和重建现代社会交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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