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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orfe），指出人在沉沦的此在中的孤独。
由于海德格尔当时生活在战败与文化衰落的特殊环境中，他对现代社会显得悲观而绝望。
由此他把“公共性”
看作沉沦的形式，从悲观的角度理解“常人”
。
然而他对“常人”
的批判针对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
通过“共在”
哲学，海德格尔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模式，尤其是大众社会的孤独与异化。
继海德格尔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则继续批判大众社会与技术社会。
阿伦特对现代社会作为“劳动社会”
和“消费社会”
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构成了哲学和文化上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诊断。
在政治上，对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模式最犀利的批判来自卡尔·施密特，尤其是他对以公共性为基础的议会制的批判。
施密特认为，议会制建立在两种原则的基础上，一是公共性与公开辩论；二是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
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辩论自由，它并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功能性的运用，而是与“自由主义的本真问题”
相关。
[48]公共性与真理性和正当性密切相关，具有某种绝对价值。
现代公共性的光辉来自启蒙运动，由此使人摆脱了迷信、狂热和阴谋诡计。
公共性表明，个人可以通过意见的竞争实现自身的自由。
由此可见，议会制所依赖的公共性原则是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公共性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失去理性，诸如党派背后的阴谋、大资本家构成的利益联盟对政治的操纵以及权力政治和秘密政治决定民族的命运。
而且，公共性的意义也受到大众民主的冲击——大众的自由的意见竞争被技术和意识形态支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等等。
由此，施密特将20世纪议会政治的公共性看作一种虚幻形式：
今天，显然没有多少人打算否定过去自由主义的自由，尤其是言论和出版自由。
然而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自由在能够真正威胁到掌权者的地方依然存在。
只有极少数人还认为，能够通过报纸文章、示威演说和议会辩论获得公正的法律和正确的政策。
如果公共性和公开辩论在议会活动的实际环境中变成了空洞无聊的形式，那么议会，正如它在19世纪的发展那样，也就失去了自己以往的基础和意义。
[49]
施密特指出，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模式从相对理性主义向绝对理性主义的转化，体现了抽象的权利理想。
这种观点继承了黑格尔对“理性的专制”
的批判，黑格尔批判晚期的法国大革命走向了“绝对理性主义”
的专制。
施密特的批判也可以用来批判哈贝马斯的规范性理论，这在施密特与凯尔森当年的争论中就已经体现出来。
[50]但施密特的不足在于将“理想”
与“现实”
对立起来，将利益政治与交易从议会制中排除。
他首先给出自由主义公共性的理想原则，然后指出这种理想原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如何蜕化。
这种激进的对立使始终捍卫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的施密特最终投向了纳粹法西斯政权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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