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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实质上是一个事后的评价。
例如，吉隆坡就没有新加坡那么中立；同样，中国的上海也没有新加坡中立。
花费其实并不在我们的决策范围，说它不相关是愚蠢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
当我们制定出这五到六条标准，并将我所考察的11个城市与之相对比时，大约有8个城市很快就被排除了。
上海由于某种非市场性的原因被排除，布达佩斯过于偏远通信不便，东京和大阪也很快落选。
总之，将这些原则应用到这些潜在的城市上时，很多城市立刻被排除掉了，就剩下吉隆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但是，对于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考虑了三种发展模式。
这里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免费拥有独立的校园，在吉隆坡，我们考虑和一些大型企业联合经营；在中国香港，我们或者独自拥有免费的校园，可以获得少量的补贴，或者与一个现存的商学院联合经营。
如梅耶尔在上文最后几句话所指出的，进入新加坡这个空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新加坡政府允许不同的商学院选择各自的进入模式（相比于那些迫使它们从事联合经营的国家——马来西亚正是这样要求的）。
尽管这三个学院（沃顿商学院、欧洲工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都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它们的商业教育和研究项目，欧洲工商学院选择的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新的生产战略，建立一个拥有自身优先性和研究计划的全新分校（与面积较大的枫丹白露校区相比）。
在风险等级的另一端是沃顿，它是通过对当地供应者提供思想影响来完成的。
通过与新加坡政府合作来建立新加坡管理大学，沃顿的绝大部分风险都分担给当地政府了。
最终，芝加哥的分校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它在寻找一种能够将它的现成品更加有效地输出的方式。
它已经在欧洲的巴塞罗那建了一个新的附属校区，并有意在亚太地区复制这一模式。
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方面受到了金融风险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那些已经发展并散播的商业知识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欧洲工商学院对于商业知识看得更加异质化和制度主义，这种知识形式需要较深的地理知识和网络，比如亚洲。
相比之下，芝加哥大学则拥有基于经济、统计学和行为科学的，非常明确、固定和普遍的模式。
芝加哥大学的巴贝斯（BethBader）说，当我们计划在巴塞罗那和新加坡建立两个国际性的校区时，我们希望提供和我们在芝加哥一样的教育成果。
由于我们教师的质量与我们MBA课程的质量是一体的，我们认为，确保在巴塞罗那、新加坡和芝加哥提供同样质量的课程的唯一办法就是，由同样的教师来担任三地的授课任务，因此，我们芝加哥的主要任课教师分别到巴塞罗那和新加坡一周的时间去教授这些课程。
每一位教师每学期去两次，每次上一周的课，而不是像我们在芝加哥校区的全日制课程一样——超过十周以上每周两次90分钟的课程，现在很明显，这个模式的局限在于我们不能迅速地扩展。
我们在EMBA项目的三个方向每年各招收84名学生，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没有任何扩大现在项目的规模的计划，也不打算建立另外的校区。
如巴贝斯所言，芝加哥大学通过一个普遍的项目为学生提供培训，并不需要在有着重大差异的地点之间做出解释。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的副主任加里·伊品（GaryEppen）说得更为直接：“需求弧线在台湾并没有下滑，但是，它在全世界都在下滑了。”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教授说，“你在各处都可以使用基础的概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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