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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商中的国际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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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表面的事实掩盖了新加坡政府在建立这些联盟的最初过程中所获得的国际教育利益。
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将通过关注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以及沃顿商学院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策略，来对联盟的产生过程进行探讨。
该部分内容，绝大部分基于与一些人的谈话，他们都与新加坡的新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关联，或者包括从1997年到2003年在新加坡生活和有工作经验的人。
为了适应这些教育机构以塑造新的主体，并同时将新加坡打造成国际商业教育基地这两个目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得不进行一些巨大的调整。
首要的改变就是加强新加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
既然教育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服务”
，那么，把为“外国”
消费者提供的教育服务概括为四个模式或途径将是有帮助的②:（1）跨国界的供给（如远程教育）;（2）境外消费（如国外学生在美国求学）;（3）商业资助（如对已经成立的校区进行资助，或通过联合经营的形式）;（4）亲身出席（如教师亲自到境外授课）。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经成功地实现前两种教育服务模式了。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后期，当新加坡开始正式允许并鼓励外国学校在这个城市国家建立相对深入的商业合作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
然而，这一变化只是有选择地适用于那些被认为是“世界级的”
西方学校。
“商业资助”
给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带来的影响是第二种改变，一种历史理性的新的联盟降低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式教育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美式模式，克里斯·奥尔兹（KrisOlds）:我不太确定，来自不同地方的学校是否有着不同的倾向呢?
江莉莉（LilyKong）: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当我们提到标杆管理的问题时，大概在三四年前，我们说的是要向英国研究评估考核系统的评估和标杆管理模式看齐。
当时的副总理满怀信心地将之全面引入教育领域。
我想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它发生了非常明确又显著的向北美，尤其是向美国模式的转变，那时也曾有一种说法是要打造东方的哈佛，这不是泛指北美或者美国，而是特指哈佛大学。
我们现在仿效的当然更为多元化，也更实际，但是，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国的类型。
新加坡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发生的这种具有历史地理性的快速的重构，是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TonyTan）推动的，江莉莉：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是，副总理陈庆炎对北美的教育系统非常了解，部分原因在于他儿子在波士顿留学，这可能影响了他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看法。
沃顿商学院的贾尼丝·贝拉丝（JaniceBellace）佐证了她的观点。
然而，陈庆炎绝不可能是新加坡唯一一位青睐美国教育系统的政要，资政李光耀也曾推动美国模式以发展一种更具“企业性质的文化”
，
李光耀：英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社会，总体而言，美国之前和现在都不存在阶级障碍，大家都歌颂着财富，每个人都想变得富有，也都正在努力，到处都有一种想要创办新公司和财富的急迫感。
在创新和创建新的公司，并将新发现或新发明进行商业化运作以产生新的财富方面，美国是最具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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