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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种非生物性的进化理论中，生存的遗传结构（轨迹的选择和转译）或者高于（先于）生命的补充性生存，这是组织性的原则。
令人惊讶的是，贝特森与德里达几乎采用了同一版本的隐喻……尽管术语不同，但是基本的观念——符号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都是对生命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不是相反——是一致的。
①
同样，迈克·塞尔（MichelSerres）从生物学、系统理论和热力学中汲取了一些概念对其早期观点进行修改，这一观点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有呼应②，它与生物学、信息理论和雅克·莫诺（迈克·塞尔的朋友之一）的著作都有关联：
没有必要再对诠释性的知识（“深刻”
的知识）和客观的知识进行区分。
知识的类型只有一种，它总是与某一观察者相连，这一观察者或隶属于某一个系统，或与之有关联。
观察者自身的结构与他所观察到的完全一致。
他的位置所改变的仅仅是声音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自身从未抹掉这两种稳定的表象。
再也没有对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是客体（一面是清澈，一面是阴影）的区分。
因此，区分将事物变得令人无法理解和不真实。
相反，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术语本身被某种类似于地理学的划分给划分开来（正如我现在一样，一遍说话一遍写作）:一方面是噪声、无序和混乱；另一方面是复杂性、安排和分布。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我从本体论上与一块水晶、一棵植物、一个动物或者与世界的秩序区分开来；我们一同滑向嘈杂和宇宙的深处，我们多样的系统复合体正漂浮于溪流之上，朝向太阳的源头，随波逐流。
知识至多是漂浮过程中的倒转，时代的奇特转向，总是有额外的漂流作为弥补，但是，这就是复杂性本身，它曾经被叫作存在。
流动中几乎一直存在**。
从现在起，求生还是求知将会被转译为：看到那些岛屿，它们是罕见的还是幸运的，是出于机缘还是必然性。
①
接下来我将继续关注，例如，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著作，尤其是德勒兹中期的“生物哲学”
②和瓜塔里的晚期著作对“混沌”
③的强调，后者明显要感谢普里戈金（Prigogiengers）等学者的著作为其带来了影响。
希望我的观点早已得到阐明。
我想指出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在文化的争论中的一些更为积极的应用方式，即清除旧的基础和创造新的基地的方式，我认为其中有四种方式尤为重要。
第一，复杂性理论的案例表明了，科学的隐喻能够多么迅速地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吸纳，尤其是在那些上文我所认同的网络的推动下。
至于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些隐喻可以被转向反思性的路向，因而它们已经或即将寻觅到现代西方社会这片尤为肥沃的土壤——尽管贝克和吉登斯对此的说法略为夸张——这一点也许依然重要。
当然，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卡普拉④、马图拉纳和瓦雷拉⑤，他们通常以相当清晰的方式将这些隐喻与自身相连。
第二，与此同时，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当代科学话语是如何被媒介化的。
复杂性理论颇具说服力的隐喻得到了媒体行业颇具说服力的手段的支撑，同时这一行业又亟须内容来填充。
科学出版物的畅销在上文中较少提到，但是，它显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它已经同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与新时代思潮等网络连接在了一起。
复杂性理论，换句话说，成为对观念进行系统化并不断更新的另外一种方式。
第三，复杂性理论的隐喻同时也被看成是一种清理语义学空间的有用途径，这样的清理有助于以更加精确的空间术语来重观世界。
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以与德勒兹的“褶皱”
（fold）概念相同的方式，对自身的“内在”
和“外在”
过程进行着重塑。
或者，复杂性理论以某种方式与流动的空间概念相关联，如在拉什（Lash）和厄里的著作中，或者塞尔对信息承载系统的强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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