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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在这方面他有体会。
狄德罗从文人的角度看问题，休谟则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当我把第一个碰到的美国人拦下来，提问他宗教对于法律的稳固和社会秩序有没有好处的时候，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宗教的话，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的社会就不会存在。
按照他的观点，宗教是国家安定和个人安宁的最理想的依靠。
就算对治理国家这门学科知道最少的人，对此也十分明白。
不过美国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对18世纪的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各种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运用得最多的国家。
虽然没有对出版自由的制约，但是只有那些否定宗教的理论没有在美国出现过。
在英国人那里也是同样的状况。
这种无神论的哲学在多半的法国哲学家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他们中间流传了。
就像博林布鲁克[2]教授出了伏尔泰，英国一直都有无神论的有代表性的名人，他们活动于整个18世纪的时期内，那些思想深邃的文人和思想家们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而因为那些对革命还有质疑和恐惧的人全都赶着去挽救那顽固的信仰，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它取得在法国那样的胜利。
即使是他们里面觉得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很正确，并深深陷入法国社会当中的人，也不愿涉身到那样的险境当中。
跟自由的民族之前所出现的现象一样，那些势力大的政党觉得还是把自己的行为跟教会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比较有好处，比如博林布鲁克自己就和主教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教士们受到这样的楷模的鼓舞，就从来不会觉得孤单，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拼搏斗争。
虽然英国教会的结构中存在问题，里面有很多缺陷和弊端，但是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它成功地坚持了下来，一些文人和演说家加入到了教会阶级当中，并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基督教。
通过探讨和辩驳，那些否定基督教的思想最后遭到了社会的摒弃，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
不过为什么要在别的国家，而不在法国寻找证明事例呢？现在哪里还有法国人愿意去写狄德罗或者艾尔维修那样的书？又哪里还有人想要去看这样的书？我甚至还想说，还有什么人能知道那些书的名字？我们在这60年时间里参加社会生活所得到的并不充足的体验，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对那种危险的文学产生排斥心理。
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各个阶层在严酷的革命中学习到的经验，崇奉宗教已经在民众的所有阶层当中重新取得了信任。
在1789年之前，最抗拒宗教的就是旧的贵族阶级，但是在1793年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最为忠诚的阶级。
他们是第一个卷入其中的，也是第一个回归到宗教的。
资产阶级在成功之后也觉得自己受到了冲击，便开始向宗教倾斜。
那些在革命当中会失去一些东西的人，慢慢地接受了对宗教的崇奉，而伴随着害怕革命的情绪的产生，无神论不见了，又或者是隐藏起来了。
旧的体制终结时候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在人类重大事情上的尝试已经全部被我们忘记了，对于宗教在治理国家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一概不知，所以无神论最先出现在了这样的人的思想中：他们在保障社会运行和驯服民众方面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和最急切的欲望。
他们不但热衷于无神论，甚至无知地向外扩散，他们把不信教当成平淡生活中的调味剂。
之前法国教会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演讲家，但是现在却被那些因为和教会休戚相关而应该对教会有所支援的人抛弃，所以他们就不再说话了。
民众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教会可以对它自己的信仰进行抨击，只要留给它金钱和地位。
反基督教的人们大声呼喊着，而崇奉基督教的人则没有任何表示，这种现象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就总是遇到，这里面不光有宗教问题，还牵涉到了其他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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