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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这儿所说的省是指现在的旺代[2]，当时名叫安茹。
有人说，其后为维护法国的君主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只有这些当日不愿向国王履行义务的贵族；虽然有人批评他们喜欢跟农民一起生活，但农民们愿意围在他们身边，完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魅力，这份荣誉理所当然该由他们享有。
不过，我们断然不能将某几位国王的直接作用，视为导致那个引领全民族的阶层抛弃农民的最主要原因。
该现象的出现，最重要、最长久的原因是各类制度持续、缓慢的运动，而非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在18世纪时想要铲除社会弊病，结果却连控制弊病继续扩展都做不到。
在贵族失去了一切政治权利与地方自由后，越来越多的贵族不必再被人引诱，就自行选择了搬走，他们已对乡间生活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愿留在当地。
全国各个地区有钱的地主，都适用于我在此形容贵族的话语：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思想开放、富有的人陆续选择了从乡下搬走；我能不能深入一个层次，这样说：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还在采用古老而粗放的耕作方式，同时我还想对孟德斯鸠的深刻言辞做一些评论，使其内涵得以凸显。
孟德斯鸠的原话是这样的：“农作物单位产量的决定因素是民众有没有自由，至于农田是否肥沃反倒是其次的。”
但那样做就太跑题了，背弃了我的本意。
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提过资产阶级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拼命想在那里找到容身之处。
对这方面的记载，旧制度时期所有文字资料都是一样的。
在乡村，富过一代的农民是极其罕见的，这一点在当时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农民在辛苦赚到一点儿小钱后，会马上叫自己的孩子丢下农具，到城市去买个官做。
法国的农民直到现在依旧对这个帮助自己发财致富的行业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反感，在旧制度时期，这种反感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结果继续存在，尽管造就该结果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常年跟农民们生活在一起，时刻跟他们保持联络的人中，只有一个是有教养的，他便是本堂神甫，当然，我们也可以像英国人那样称呼他为仅有的绅士；本堂神甫原本能成为农民的首领，只要他们跟政治大权没有那么紧密而大胆的联系，这样的话伏尔泰一早就说过了；本堂神甫从政权制度中得到了不少特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民众对该制度的怨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自他。
农民跟上层阶级就这样分成了两部分，双方的关联差不多全断了；他们的同乡原本能给予他们帮助和引导，但这些人跟他们的关系也变淡了。
这些人在得到更多的学识和财富后，就在农民面前消失了；农民们被丢到一旁，仿佛全体民众经过优胜劣汰后滤掉的渣滓。
欧洲所有文明大国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算是法国，这种情况也不过是最近才出现。
农民们在14世纪受到了更强烈的压迫，但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贵族从来没有将农民们遗弃不管，他们只是偶尔虐待一下农民。
乡村在18世纪还是一个整体，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粗鲁；即便是那些乡村官员，也是被人轻蔑的文盲；乡村中的办事员一个字都不认识；征税员连帮自己和邻居清算财产都做不到。
过去那些领主不光失去了统领农民的权力，还放弃了对村子的治理权，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失身份。
确定军役赋税，召集自卫队，确定徭役，这些都是办事员才应做的卑微工作。
继续对乡村这个整体予以关注的，只有中央政府而已，但中央政府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乡村获取好处，毕竟他们跟乡村的距离太遥远了，乡村居民也不足以引起他们的任何恐慌。
这个被遗弃的阶层究竟沦落到了何种地步？一方面，它不再受到任何暴政的凌虐；另一方面，它也得不到任何开解与帮助。
农民身上承受的各种最沉重的封建负担，都已被取消或削减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些可能比先前那些更为沉重的负担填补了随之产生的空档，这一点却极少有人明白。
先人们承受的各种痛苦已经消失了，但很多先人们连听都没听过的痛苦却在继续压迫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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