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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是“老保”
，只能跟着掌权的造反派抄写大字报，跑跑腿，还是在“**”
运动中随波逐流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
后，我心中暗想，看来“**”
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
从此对运动消极应付，私下里重新阅读明清史书籍。
“**”
开始时，我曾迫于压力把抄录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时藏书并不多）处理掉，且留了个心眼把农民起义的史料收藏起来，即便被人发觉也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红线，应当保存。
当时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不开放，我私下找到管资料室的马国靖先生请她帮忙，她一口答应，要我在下午近六时利用人们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到资料室门前，她给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周末仔细阅读。
这在当时是要冒相当风险的，我至今还对这位善良的先生心怀感激之情。
当然，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有限，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去看书。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颐和路12号，离我五哥家极近，但当时也和其他图书馆一样不开放。
我请五哥帮忙，他找了当时任职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介绍信，说工作需要查阅古籍，我就冒名顶替地在南京图书馆读了不少书，大约去过三次，每次近一个月，抄了许多较罕见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较晚一些时间，我还通过熟人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读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编撰的河南《杞县志》孤本，这部书里的《李公子辩》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对于我后来研究李岩问题很有帮助。
总的来说，我从1971年冬天起开始偷偷摸摸地持续不断钻研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事，比起其他大多数人从1977年才重新开始治学在时间上多争取了大约五年。
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1977年10月，在我的坚持下外研所让我回到历史系。
系总支书记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该室缺人，正好我又懂英语（其实我的英语水平只能勉强阅读）。
我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
她见我态度坚决就笑着说：“你就说你的兴趣是明清史，不要说专业。”
意思是我并没有专业，只是勉强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
为了证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点基础，我立即动手把我在李岩问题上探讨的结果写成文章，这就是《李岩质疑》。
1977年年底，我把稿子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该文发表在1978年5月号上。
当时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发表后反应颇为强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对者也甚多。
因为历来都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以亲身见闻指出李岩为乌有先生；康熙《杞县志》和康熙《开封府志》里收有《李公子辩》一文坚决否认杞县有李岩。
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种更加著名的相关史籍里还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岩“事迹”
，可以说这是当时人的共识。
到乾隆四年（1739）钦定《明史》颁布以后，李岩的“事迹”
被采入李自成传，遂成定论。
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叙述李岩，且给以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为整风文献，解放区各级干部都得认真学习，李岩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传布）。
1964—1965年学术界曾就李岩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一时颇为热烈，发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认为李岩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李岩是地主阶级分子，在起义军中起了破坏作用；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见。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综合报道，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李岩评价问题讨论集》。
我的文章基本论点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义军中有过李岩这个人物，所谓的评价自然就毫无意义。
我发表这样的惊人之文，绝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仅据郑廉和《杞县志》的旧说；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过有关史料，其中仅地方志就有千部以上，何况还有时人文集、档案等资料；数量相当庞大，可是就是没有一条能证明李岩存在的确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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