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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要求跟着苏联开展反右倾运动。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当客观形势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特别是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内战爆发后，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党内不少干部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抬起头来”
。
其中，以李立三同志最为热衷反对右倾。
或许这些害“左”
的急性病的同志，急切希望在中国早一天出现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许当时中央希望利用业已开始的新军阀混战，在全国造就一个新的革命**，所以在敌人军队中策动士兵起义的运动，一下提到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来。
就在蒋桂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三月三十一日，经由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有关指示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了各省委。
大意谓：
士兵运动必须根据目前党夺取群众的总路线，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
各级党部应尽量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或选送自己的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设法组织发动兵变，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或投入红军。
从上述这封信的内容看，周恩来还是比较清醒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周恩来没有受共产国际反右倾的影响。
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公开说道：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
他与那些犯“左”
倾急性病的同志的区别是，在指导具体革命的实践中，又表现出了那特有的稳重个性。
例如，向忠发代表中央起草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就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的条件之一”
，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
但经过周恩来修改后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它本身并不是革命**。”
再者，由于战乱环境的阻隔，致使中央二月发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尚未收到回音。
到四月间，周恩来的看法已经改变，他在信中再次强调：“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了纯洁、发展党的各级组织，还于四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
在他撰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通告的内容。
在分析了当时党内的思想、组织状况，在批评党内存在的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倾向后，又对党内的思想倾向作了这样的分析：
党内左倾危险，也还易凭着党的组织弱点而存在，还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之革命化，以战胜党内左倾的危险。
然反对党内左倾危险不能掩盖了党内右倾危险的特别严重。
在当时党内，尤其是中央核心层中公然打出反右的旗帜的时候，周恩来还敢于写出上述这段在组织方面要反“左”
的文字，足以看出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这前后，周恩来作为组织部长，除了关注各省委的组织建设，最棘手也是最需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地分配、使用自苏联学成归国的留学生。
事后追论，绝大多数留学生是服从中央组织部的安排的，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但是，唯有一个个子矮矮的留学生，因自恃有共产国际做后台，却公然向党组织伸手要名义、要地位，他就是被有些人捧作大理论家的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省六安县人。
他生于一九○四年，在家乡读完高中，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名冠六安，被武汉商业大学录取。
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在大革命洪流的裹挟下充当弄潮儿，于一九二五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为了达到留苏目的，几乎跑断了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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