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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事出偶然，也或许是天意，正当蒋介石找不到对桂系下手的借口时，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罢免了亲蒋介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同时，又派桂系大将夏威、叶琪两部入湘，逼得鲁涤平仓皇出走，由此掀起轩然大波。
自然，也就等于授蒋介石以柄，得以堂而皇之地征讨桂系。
如果说元月一日召开的编遣会议，是蒋介石为了统一全国的军权，那么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一直把持在元老派汪精卫、胡汉民等手中的党权拿过来。
换言之，把蒋介石捧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党内的反对派了。
为此，他要求三全大会通过宣言，修改党章，决议“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
。
其目的是“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代替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为他蒋某人建立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也就是在三全大会期间，蒋介石与其亲信精心制定了消灭桂系的计划：首先，他利用湘籍老将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把桂系势力占据的北平、河北的地盘夺过来；接着，他利用金钱、地位收买粤系，拆散所谓粤桂联盟，把广州从桂系的手中夺过来；同时，他利用开三全大会之便，把倾向桂系，且又是建立粤桂联盟的领袖人物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造成蒋桂尚未开战，桂方已失主帅的被动态势。
就在蒋介石完成上述部署，且三全大会就要闭幕的前夕——三月二十六日，遂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桂系。
在历数了桂系所谓叛逆罪行之后，又明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
从此，一场新军阀混战——史称“蒋桂战争”
在长江两岸打响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一直静观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各种矛盾，他认为“国内军阀战争主要是蒋桂的冲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这时的周恩来比较看重“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
，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
资产阶级只能采取摇摆于几大帝国主义之间的政策，同时与封建阶级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妥协，这是决定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根本点”
。
由此可知，他的认识虽然由单纯的军事行为转向了经济和政治，但他依然是站在党的六大决议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还缺乏正确的分析。
也就是在这前后，苏联国内掀起了批判布哈林的运动，因此在中共党内反对右倾变成了主要的政治倾向。
其中，李立三等同志主张：“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危险。”
对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起草的政治通告时指出：党内的右倾来源不单是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还在于对工农革命斗争估量太悲观。
这种动摇观念很容易从极左跑到极右，由反盲动主义又走到不动主义。
针对党内有人想利用蒋桂之战再发动城市暴动的行为，他在《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全国仍然没有暴动的局面，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
由此可见，这时的党中央，尤其是在党内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
另外，周恩来考虑到未来蒋桂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武汉三镇，这势必为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带来机遇。
但是，如何利用蒋桂之战的态势扩大红军的力量，而不是借机出兵搞所谓城市暴动，他于三月十九日为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
他在信中明确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
再三强调：“目前所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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