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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周恩来是赞成的。
据史记载，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议决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
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这样的评述：
国际议决案中的确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国际是重在防止过早的倾向。
中共中央过去的确存在着现在中国是否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
对无间断革命的解释，是认为转变会很快实现。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周恩来说：“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
他批评那种只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观点说：“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
要这样，必须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
他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但各地自发的斗争还是要领导，这种工作是没有法子停止的。
不过，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应该如何正确估计的问题，周恩来那时还没有完全解决。
他有一个顾虑，总担心说革命潮流低落会使党内滋长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影响。
他在会上这样说：“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
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
会后——四月三十日，中央发了一个通告，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的问题》。
在该通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事后追论，这个通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对结束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作为与会者，也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同时，这个通告是有缺点的。
事后李维汉同志评论说：“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及其实践中的盲动主义没有自我批评。
有的同志说，这个通告是‘羞羞答答的接受’共产国际的二月会议，事实确是这样。”
“至于推行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主要责任，都在以罗明纳兹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
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只是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了国际代表关于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主张。
而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二月决议的通告，则一概未提及国际代表的事，这可能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
笔者推想，周恩来也是完全同意这一原则的。
周恩来与瞿秋白等就要离沪赴俄筹备、出席党的六大了，行前需要向留守中央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同志移交工作，并共同研究了在六大开会期间国内工作的部署。
有关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是由周恩来分工负责的，自应由他移交和部署。
对此，李维汉同志事后作了如下评述：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几个月内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
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
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出卖，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被捕牺牲。
这对我们震动很大。
当时秋白、恩来还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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