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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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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不啻为晴空霹雳。
回响于长空，摇撼于大地，无一国家、无一组织不亮明自己的旗帜，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
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
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工人们的支援信。
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
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
……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
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及抗战大计”
。
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护大局”
，一面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四川的刘湘闻讯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做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绥远的傅作义因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加之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积极，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事宜，因飞机迷航迫降河北易县未达目的；冀察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基于自身利益计，宋偏向于南京方面，韩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山西的阎锡山一改事变之前的态度，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
自然，西安事变对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一极大的震动，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
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伦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
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会上仍是两种意见。
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
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
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
，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
，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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