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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关于“北师大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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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
假如从胡适《尝试集》中最早的几首算起，2016年恰好是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一百年，中国新诗已从稚嫩的学步者，走到了多向而复杂的成年，水准和面貌的成熟与早年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如果从胡适这里看，中国新诗诞生的摇篮不是别处，就在大学中。
数一数“五四”
时期其他的几位重要的白话诗人，沈尹默、周作人、康白情、刘半农、俞平伯……几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算起来，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本亦属同源，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即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最早成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但两年后因八国联军入侵京城而关闭。
1902年初战事平息，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且因亟须用人而举办速成科，分仕学和师范两馆于1902年10月开始招生。
有此前缘，北京师范大学便可以当仁不让地认为，她本身也是新诗和新文学诞生的摇篮之一了。
而且还可以列出这些名字：梁启超、鲁迅、钱玄同、钟敬文、穆木天、沈从文、石评梅、郑敏、牛汉……在当代，还有一大批作家和诗人都是出自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作家。
与他一个班的，还有余华、迟子建、严歌苓、刘震云、洪峰、毕淑敏、海男、刘毅然等一大批，就读于1980级本科的还有苏童，1982级的则有陈染，干部班的还有刘恒，等等。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尽管“北师大诗群”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概念，但其历史格局与背景谱系却不可以小觑—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看作新诗历史的一个缩微版。
鲁迅自1920年到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达六年，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野草》均写于此间，其中收入的作品多曾发表于1924—1926年的《语丝》周刊。
而且从各方面看，如果我们不以狭隘之心看待“新诗”
这一概念的话，那么说《野草》代表了这一时期新诗的最高成就，大约也不为过。
因为很显然，以胡适为首创的白话新诗派的作品确乎乏善可陈，在语言和形象方面都显得单纯和稚嫩，而郭沫若出版于1921年的《女神》，虽说真正确立了新诗的诞生，但从美学上却还止步于以启蒙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而几年后的《野草》则真正抵达了以叔本华、尼采、克尔恺郭尔的思想为根基的存在主义，在语言上它也堪称创造出了一种真正现代的、象征与暗示的、多意而隐晦的语体。
直到今天，它也还散发着迷人的魔力，以及解读不尽的晦暗意味，甚至它的“费解”
也是这魔力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要真正编纂一套“北师大诗群”
文库的话，鲁迅应该排在首位。
只是因为《野草》的版本是如此的普及，我们才不得不放弃多此一举，但必须要将之放入这一谱系的最前端，这套诗系才算有了“合法性”
。
现代中国新诗的道路显然相对复杂，有无数的歧路与小径，但说到底，在1925年《微雨》出版—即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
出现之前，在1924年始鲁迅的《野草》陆续发表之前，新诗基本还处于草创期，语言并不成熟，一套新的艺术思维也还未成形。
之后新诗步入了一个建设期，简单看，我以为大抵有两条路径：一是以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留学英美的“新月派”
，主要师承了英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派固然写得好，人气旺，讲究修辞和形式感，韵律和音乐性，但从艺术的质地与难度、含量与趋势上看，似乎并不能真正代表新诗的前景与方向；而颇遭质疑的“象征派”
以及稍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次第涌现的戴望舒、艾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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