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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甫一进场，大理寺的官员匆匆宣读完判决，刽子手甚至连喝一口酒喷在鬼头刀上的仪式也省略了，就手起刀落，砍下两颗人头来。
随后便根据规矩，由钱塘县领走首级，仁和县领走尸身，让死者身首异处，又撒一筐黄土掩去血迹了事。
围观的市民由于离得太远，始终没有看清人犯的模样，等到历来最擅长撤退的禁军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风流云散地撤去，四面的观众拥进刑场，只看到一摊薄薄的黄土往外渗着鲜血，那形状和范围让人可以想见刚才那些人处置的粗暴和草率。
看过了血迹，又顺便想到死者的身份，这才有人记起刚刚宣读的判决中，被问斩的两个人似乎一个叫张宪，一个叫岳云。
但这样的提醒当即遭到质疑，这些年岳家军名声鹊起，连黄口小儿在街头游戏中也会表演岳家军杀金兵的，市民们对岳飞麾下的这两员大将自然耳熟能详，这两个专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朝廷砍人家脑袋的壮士，怎么可能被朝廷的刽子手砍了脑袋呢？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争议当然只发生在少数人之间，大多数人是懵懵懂懂不明就里的，他们只觉得刚才的一幕太过草率，整个过程犹如一个蹩脚的江湖拳师的表演，圈场子的时候架势摆得很大，揎拳捋袖，耀武扬威。
可临到真正显身手的时候，却三拳两脚就草草收场了。
他们是带着几分被忽悠的感觉离去的。
于是街市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喧闹繁华，下瓦的杂剧重起丝竹，灯市又挂上了新的谜条，商贩和市民的脚步很快就把戒民坊前那染着鲜血的黄土带走了，了无痕迹。
与戒民坊前血沃黄土的场面相比，此前在大理寺监狱对岳飞的执行要干净得多。
官家以前曾告诫岳飞要少喝酒，以免误事，这次却很慷慨地赐了他一壶毒酒。
这是赵家天子对猜忌对象的惯用手法，当年他们的先人对归降的西蜀孟昶和南唐李煜就是这样处置的，虽然死者痛苦点，但最多也不过七窍出血而已，场面上并不难看。
后人一般认为岳飞遇害是在风波亭，这种说法其实是小说家言。
首先，作为最高法院的大理寺位于临安城北隅的余杭门内，离钱塘江甚远，即便有一座亭子也大抵不会以“风波”
命名的；退一步讲，即便有这样一座风波亭，但宣旨杀人，一壶毒酒，也是应该在密室里进行的，为什么特意要放到一座四面没有遮挡的亭子里去呢？是为了显示风雅还是为了让岳飞凭栏抒怀？显然不合情理。
所谓风波亭，其实只是后人在戏剧舞台上为了“表演”
需要而设置的，是渲染忠良无端被祸的一种隐喻和符号。
中国传统戏剧中以亭为戏的剧目很多，随口可以说出来的就有牡丹亭、望江亭、拜月亭、凤仪亭、花亭会等等。
有时尽管剧情与亭子没有任何关系，也硬是要在舞台上放一座亭子，那是为了视觉上的审美需要，让舞台上好看一点。
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亭子，那么再多一座风波亭也无妨。
我们欣赏这样的无中生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民心向背和历史审判，从此以后，风波亭就以其锋利的存在感固化在一个民族的心灵创口上，用疼痛和愤慨警示我们的千秋万代……
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
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弄权误国，后来倒霉了，要流放到广东高州去，被押送他的一个叫郑虎臣的县尉杀死在漳州木棉庵的茅房里。
贾似道名声不好，后人除了讥讽他在厕所里被杀是死得其“所”
而外，也顺便记住了这个叫郑虎臣的小人物。
郑虎臣的父亲当年曾被贾似道流放过，他杀贾似道其实有发泄私怨的意思；而绍兴年间的大理寺狱卒隗顺之所以青史留名，则完全是由于他的见义勇为。
岳飞被害后，隗顺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遗体连夜背出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的北山之麓，并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诡称“贾宜人坟”
。
宜人是官员命妇的一种名号，“贾”
者，假也，这样既不引人注意又有利于日后辨认。
像隗顺这样的小人物，大抵一辈子就做了这样一件大事。
一个小人物的信念尽管相当单纯，但唯其如此，他的坚守也将格外执着，北山之麓那座小小的坟茔从此成了他生命的圣坛。
他也许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与权谋，但他由此知道了什么叫谎言与暴力；他当然不敢抱怨官家的凉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忠勇的爱国者却要以国家的名义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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