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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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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教师职业的态度和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有关。
毫无疑问，同事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朴实、善良、自然。
他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
对高官大员他也很友善，因为他有很强大的内心，明白没必要用冷淡的态度表露自己的独立。
法人团体、教授团队、大学院系经常有钩心斗角、阴谋诡计的事发生，但爱因斯坦从不参与，这样他对任何人都不造成威胁。
他与人交谈甚是友好，喜欢讲笑话，也喜欢听别人说笑话。
他避免处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
而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和名声，但他几乎不这么做，最多也只是礼貌地回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爱因斯坦总为自己保留着一个“自由空间”
——这个由艺术和科学想象力共同打造的巨大空间，让他远离了世间的纷纷扰扰。
爱因斯坦在柏林所处的环境有一些特征，有人把它们叫作民族特点，也有人把它们叫作文化特点。
这些特征在爱因斯坦心中产生了一种寂寞疏离之感。
十八世纪，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统治下，伏尔泰和达朗贝尔这些法国人是柏林科学院的骄傲。
到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向民族主义靠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屈从于新德意志帝国的理念。
最初这源于俾斯麦的影响，后来又受德皇威廉二世的左右。
这种氛围也与当时强调德意志国家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密不可分，这种思潮尽管在当时并不明显，但爱因斯坦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普鲁士人及其效仿者冷酷无情、单调机械的做事方式让爱因斯坦一开始就觉得特别气恼。
还是学生时，爱因斯坦就感觉惧怕，所以后来逃之夭夭。
有时，谈及这些感受，爱因斯坦说：“这些金发碧眼的人很冷酷，总让我不安，他们待人从不将心比心，任何事都要向他们解释得清清楚楚。”
因此，不同背景的人，尤其是对爱因斯坦这样看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来说，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注定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
与马克斯·普朗克的交往，爱因斯坦就体验过这种疏离感。
尽管马克斯·普朗克十分认同爱因斯坦科学家的身份，也支持并帮助他入选德国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也有很高评价，但爱因斯坦还是能感觉到普朗克这种人的情感和想法与自己完全对立。
普朗克用理性论证的方法强迫爱因斯坦认同他的观点，每当此时，爱因斯坦都能觉察到，疏离隔阂后隐藏着恶意。
他选择不在意，但这也让他的心里产生了不安，尽管这种不安不易察觉，但这的的确确是真实存在的。
后来奥地利人埃尔温·薛定谔[22]，以普朗克继任者的身份来到柏林。
也是在这时，普鲁士人保守、单调机械的思维方式让爱因斯坦忍无可忍。
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两人没有任何隔阂，不用多解释，两人很快就对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达成共识，遵循康德倡导的“绝对命令”
原则，两人间的来往也不需繁文缛节。
爱因斯坦在学术圈很孤独，因为他不愿参与、也不认真对待日常学术生活。
学者的日常学术生活主要是闲聊，讲讲自己论文发表的频率；说说哪些同事发表了新文章，哪些同事近期没有论文发表；讨论哪个学者经常引用其同事的观点，哪个学者避免引用同事的观点；谁忘记引用同事的观点，谁故意不引用同事的观点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们有的讨论各个教授的优缺点，讨论哪个大学赋予了谁什么荣誉、哪个大学又不把荣誉颁发给谁，讨论他们受聘于哪家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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