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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规定研究历史是一种不正当的娱乐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时常继续这种工作。
我写那篇文章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新经济》的编辑先生问我要稿子。
我一想，今年是鸦片战争的百周年，应该作文纪念。
但是专写鸦片战争或者不免引起中英之间不良的情感，所以就决定写“百年的外交”
。
那篇文章是上年十二月初写的，十二月十日左右送给编辑先生，十二月十五日付印，本年正月初一出版。
这些年月日都是极自然的，不应该引起任何文外无关的问题。
邓先生既不知道我平素的学术兴趣，又不注意原文第一段所说写文的理由，于是就疑：“难道是引古以非今吗？”
邓先生的疑问证明他的历史观念完全与我的不一样。
现在史学界公认历史是不重演的。
历史不是一种制好的电影片，今天演几场，明天、后天又拿出来演几场。
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事情前后没有两件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引古以非今，也不能据今以非古。
我们旧日的八股先生们固好写史论，说尧舜以前是怎样，所以“今上”
也应该怎样，或桀纣以前是怎样自取灭亡，所以“今上”
不可那样以自取灭亡。
这样的写法不是现在科学的史学家所愿过问的。
但是历史未尝不可以“资治”
，因为历史虽不重演，却不断地继演。
历史是一种制不完、演不完的电影片。
在这个片子上，前后没有两幕情节完全相同的，但是第一幕的情节往往能部分地支配第二幕，第二幕又部分地支配第三幕，如此下去，以至无穷。
历史家的主要工作是作寻求和分析前一幕如何支配后一幕及支配的程度。
我们如本着这种精神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发生无穷的兴趣，以至有此癖者，就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还是恋恋不舍。
现在我想文外的问题都解决了，可以言归正题。
邓先生承认琦善所订的《穿鼻草约》比以后的《南京条约》“对于国权损失较少”
，却不承认琦善是个政治家。
我所以称赞琦善为政治家，正因为他减少了国权的损失，而且他做这事的时候，他不顾一己的损失。
他原可以与世浮沉，随着时人唱高调，因以误国而利己。
他不，他情愿牺牲自己以图有利于国。
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
琦善固不是头等政治家，但是道光一朝实无了不得的人物，琦善比较地要算是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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