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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
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
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
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做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
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
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
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
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
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
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
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
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
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
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
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缘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
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
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
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
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
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
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
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
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
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忌妒他，排斥他。
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
他逃到衡州去避乱。
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
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
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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