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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在中国企业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或者，发现了一张谁也不敢欺负，否则就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洋面孔。
这些人本来与生产无关，然而，这些欧美国家视为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式企业合约。
试问：这样的企业应该叫什么企业？这样的社会又应该叫什么社会？再追问一句：那些干薪干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结果，这也能算“合约”
吗？企业真是一组合约吗？如此提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有了这种理解，就不难判断权势人物题字的性质了。
在我看来，许多大陆企业张挂的显贵题字，写的都是同样一句话：“我的后台很硬。”
劣币逐良币，劣民汰良民：良民的唯一下场就是惨遭淘汰？厚黑学是救命良方？
访谈者：《潜规则》里曾提过“淘汰清官”
定律，如今你又提出“淘汰良民”
定律，是否表示所有奉公守法、行事端正的人注定趋于社会劣势？以往我们认定老实的人只是吃亏，现在听起来似乎变得像是要绝种了。
难道唯有加入侵害集体利益的行列，才不会成为被淘汰的族群？当良民汰尽、残存的所有人都奉行“厚黑学”
的思考，整个社会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中国历史上有这类的事例可供参考吗？
吴思：其实，无论是淘汰清官，还是淘汰良民，都是一种历史趋势，中间还有相当长的稳定甚至反复，并不是十年八年或者一两代人就可以完成的。
因此，中国各大王朝才能有二百余年的寿命。
从个人的角度说，老实人也未必个个吃亏。
人际关系互动是多领域多层面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我所描述的，主要是专制的官僚制度下，由于代理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受害者无权或无力反制，造成了公共领域的报应机制的错乱。
于是，良民和清官往往不得好报，贪官和刁民往往不得恶报。
但是，在家庭中，在小团体中，在熟人圈子中，报应机制并不那么容易错乱，大家都是识好歹的。
即使不谈道德，即使以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唯一标准，我也不认为厚黑学是高明的生存策略。
不过，公共领域报应机制的错乱，已经足以导致毁灭性后果了。
一个又一个恶人逃避了恶报，一个又一个好人不得好报，这种糟糕的社会机制，一次又一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几乎每个朝代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本文作为《血酬定律》台湾版第一版的前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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