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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本身就被认为是直觉到的公理，而“宇宙大我”
以及所谓从人类的“狭隘自我”
向“宇宙大我”
的转换显然是无法用逻辑语言所阐述的，而只能依靠个人的体验，最终结果必然是陷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上述方面不仅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它是西方绿色生态运动中对生态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流派。
对此，佩珀指出：“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
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
[9]这里佩珀既指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也指明了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实际上是反后现代的，或者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主张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并不存在除人类需要之外的自然的需要，而且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当人类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先于自然的需要。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
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
[10]。
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11]。
最后，尽管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但是和西方中心主义把技术的运用看作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而得出反科学的结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认为技术进步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
他们坚持技术本身并无对错可言，认为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性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
他们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在于把技术从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使科学技术不再服从于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一致。
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技术有助于人类的生产和控制能力的提高，而且强调摆脱资本所控制的技术是适应人类和自然共同发展的，而不会对它们造成破坏。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也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的反物质倾向。
应当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莱斯、本·阿格尔、高兹和奥康纳所设计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都强调要从消费主义中摆脱出来，都强调自由自觉的劳动对于人们实现自我的重要价值。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陷入到反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错误中，更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反物质倾向，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
因而，它将是有益于生态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
因此，它们是在自然能力的宽泛限制范围内可以满足的需要。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加复杂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
[12]。
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13]。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前技术时代的穷乡僻壤的艰苦环境中，也不认为前技术时代就实现了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更不认为商品和市场本身有什么邪恶，当然也没有必要取消它们。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立足于人的需要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
那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观点是不符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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