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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文学共和国的解体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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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制度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为专制权力献祭，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政治批判本来就是动辄得咎的事，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会被人指责，而一旦涉及又会触怒希望维持现状的实权派。
加之旧制度的保守性，公共舆论因此有不健全的倾向，人们见面时尽量不谈论宗教、政治、道德，以及当权者、有声望的团体和略有地位的人。
《秘密通信报》上多是奇闻逸事、滑稽剧和讨巧的故事，不严肃、不真实，“在这个违背常理的世纪，**与卑劣大行其道，法国人只关心细节、麻烦事、无聊的阴谋”
[389]。
而那些不满现实的人将批评讽刺融入色情故事，以**的表象掩盖严肃的真相。
在18世纪的书商慕维兰（Mauvelain）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交易书目里：186部宗教书籍中的126部是讽刺作品；319种政论作品中的146部是诽谤作品；206部色情小说中的49部是反教会的；285部一般性作品里有178部是流言蜚语，诸如《教会的不宽容》（L’Intoléraique）、《教皇旅行故事》（Histoiredesvoyagesdespapes）、《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surlaBastille）。
[390]乌托邦文学更流行，那是虚构的批判语境，将理想制度安放在遥远的海岛上，民众阅读时会忘记现实，沉迷于未来如何美好的幻梦。
乌托邦文学对抗的是天主教的赎罪理念：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历经苦难，不合情理，却是注定要承受的，他只能在虔敬中等待最后的审判。
乌托邦文学源自现实苦难，但它不想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的意义，有时要逃离，所以难于实践。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到处是秘密，从阴暗的巷子飘出来，从咖啡馆飘出来，钻进耳朵，扰乱理智与情感，然后控制人的嘴唇。
报刊乐意用“秘密通信”
“秘密回忆录”
之类的名称，批判政治和宗教弊端时将现实化为寓言，在虚构的语境里指桑骂槐。
在封闭的社会，文字介入政治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人不辨是非，滥用它的名声，结果文字被视为扰乱人心的祸患。
1768年，卢梭休谟之争后不久，《卢梭休谟是非辨》追溯了公共性（Public）的源头，“它是古代的树，自世界诞生之日就已种下，无数次枯荣后生发茂密的枝条，与主干相连，它追求正直，为真理主持公道”
[391]。
但在旧制度下，健全的公共性有违权力说教就会被驱逐，鉴于此报刊采取了隐晦的说理方法，“为了作者的人身安全，编辑有必要隐藏真实”
[392]。
接触不到真实的人渴望了解真相，而匿名作品能满足好奇心，作者又可免受责罚，于是大行其道。
《文学选编》和《秘密通信报》上就有很多此类的文章，《轶闻报》（Aes）以更隐晦的方式为匿名作品辩护：“我们为公众奉献的秘密信件是为了勾画各种讽刺场景，若没有它们的映衬，很多事实不会让人觉得有趣。”
[393]这一类场景符合福柯的论断：所有文章，不论体裁、形式还是价值观，都是匿名的低语，文本里没有作者信息，读起来像在梦幻里。
在匿名的语境里，人性尽显无遗。
没人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舆论耽于论战，幻象横行，消解民族意识的现实感，法国革命前谣言四起和集体恐慌的心理与此有关。
1789年7—8月，攻占巴士底狱后，乡村舆论里有一个“贵族阴谋”
，说他们正在调集兵力，准备镇压叛乱，谣言从多个中心向外传播，导致8月4日国民公会对封建制的废除。
[394]开放的社会有驱逐谣言的力量，封闭的社会则不然，谣言与无处不在的秘密联袂而行，假的看似真的，真的说不清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顽劣与虚假驱逐了真实与良善，由此改变了旧制度下情感和理智的内部结构。
1775年，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对此失望至极：
我见过多少正直人，几乎为谣言压得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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