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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对他而言完全不知所谓。
毫无疑问，他所听到的传言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对他的证言所作的判断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对于该案中这个非常重要的普通语词，他的“内心想法”
实在是过于匮乏。
毫无疑问，识别他人的“内心想法”
并非易事。
但是，发现证人和被告人的内心想法至少在客观上是可行的。
对于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尽管也需要这样做，却很难付诸实施，这也导致陪审团审判制度容易沦为乌托邦式的梦想。
陪审团法庭的主持者很容易与陪审员建立熟识的关系，却很难通过深入交流了解陪审员的“内心想法”
。
在法庭上，每当陪审员提出一个问题，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大致的印象，然后当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表意见时，人们就会观察陪审团的表情变化，但是此时往往为时已晚。
即便能够在早些时候发现这一点，也往往于事无补。
尽管我们可能了解特定个体的心理状态，但是要想在事先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准确把握12个陪审员的心理状态，则是不现实的。
第三项福勒贝尔式规则是“假定越少越好”
，这是一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
我对此并不担忧，因为我们法律人通过不断的实践，能够更加容易接受这项规则，更加深刻理解该项规则的意义以及如何避免违反规则，并且更加清楚如何遵守规则的要求。
然而实践中，我们通常忘记这项规则的要求，向外行的诉讼参与者，包括一些受教育人士提供过多的证据材料。
应当认识到，多数证人都未曾接受专门的法律教育，我们实际上很难像他们一样思考，也很难理解他们面对大量奇怪的材料时所产生的不满。
由于我们并不了解证人的思维方式，所以通常会对证人提出过多的要求，进而导致事与愿违。
在一些案件中，即便证人知识非常渊博，我们仍然可能存在失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和未受教育的证人打交道，一旦面对知识渊博的证人，就会假定他了解我们所拥有的专门知识。
单靠经验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专门训练是否会妨碍证人作出自然流畅的陈述，或者从职业角度看，教育是否会让我们产生过于理想的期望，无论如何，我们最为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证人。
有一次，一位著名学者需要对一起纠纷作证，我试图针对他的证言起草一份作证指南，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
他或者不赞同我所设定的条款，或者对有关条款的确定含义心存疑虑。
与此同时，我也浪费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作证指南经过反复修改，已经满是涂改痕迹。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失败的结局。
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
随后发现，由于许多证人提供了毋庸置疑的证言，这名学者变得非常谨慎、仔细和较真，以至于根本记不清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
他的证言显得毫无证明价值。
我经常遇到类似的经历，其他人也是如此。
问题在于：对哪些事情不能做出过多假定？答案是：所有事情。
首先，对于证人的观察能力，我们不能随意作出假定。
他们声称曾经听到、看到或者感受到某些事情，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未听到、看到或者感受到那些事情，或者说实际上有完全不同的体验。
他们坚称了解、接触、思考或者分析了某些事情，但通过严格审查发现，他们仅仅是沿途瞥了一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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