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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年九月，J·D·哈丁写信给我，问我在他秋季旅行时是否可以和他做伴。
哈丁先生继科普利·菲尔丁之后，曾经是我的水粉画导师。
我到巴维诺去迎接他，然后我们一起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经由科摩湖和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山嘴，悄悄来到威尼斯，爬上那里的每一块座山，来到每一条河边，在科摩湖、布加诺、布雷西亚和帕多瓦睡了一两个晚生——在维罗纳呆了一个星期。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最愉快的时光；而且我想对我们俩来说都是。
哈丁拥有生动、健康、不会放错的艺术天赋，但是他却缺乏科学深度，并且几乎没有情感。
有一次我发现福斯卡利旅馆大厅的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般来说，他所关心只是物体的形状是否如画，不过并不想耐心地对那些形状进行分析。
就其艺术和目标而言，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喜欢同一种类的事物，因此当我想画蒙特罗内峰时，他并不想去曼图亚画沼泽——我们总是能够彼此相隔数码，坐下来一起工作。
我不在意他嘲笑我盯着前景中的草丛，他认为那只需要一条曲径就足以表达了；我从心底里崇拜他用笔的自如，在一两个小时内所画出的风景效果我一辈子也别想达到。
他在旅途花费的时间对他来说太珍贵，不允许他在美术馆进行大量研究（，对其余人来说，当一个人的画风已经固定时，在美术馆进行研究的害处要大于益处）。
不过在威尼斯，当我外出探索时，他一般都会陪伴着我，我们一起参观了圣洛可学校，而且对我俩来说都是平生第一次。
我的同伴尽管对自己的能力并不谦虚，但是对比他更强的画家的崇敬却毫不掩饰，非常坦诚（部分也由于这个原因，他对这些画家的信心是非常有根有据的）；当我们穿过上层画廊，来到悬挂“耶稣罹难图”
的房间时，我们俩都坐下来，望着彼此——而不是画像，因为我们全都精疲力竭，连站都站不起来。
当我们离开时，哈丁说自己感觉像个受到鞭笞的学童。
我呆在学校的时间没有他长，所以只感到有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在我面前展开，在那一天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人的艺术的全部庄严，感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奇怪而珍贵的天赋，使得我能够认识到这种庄严，从而使我变得高尚，而不是将我打败。
那种作为阐述者的天赋和作用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加强，支持最近在牛津在一次托付给我的责任，并且在如今这个人生的最后阶段，为我接受这种责任提供理由。
13．公众如今对我的评价如果没有错，并且并不仅仅基于我的文风的话，我想主要是把我看作是自然美的阐释者。
人们也许会认为过去已经有了足够多这样的阐释，假如在乔叟或斯宾塞、拜伦或司各特的作品中还没有足够的阐释的话，在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则有了足够的阐述。
在对美进行描述方面，丁尼生的“小溪”
比我曾经做过的或者能够做到的都要强；自然景色对人心的永恒情感的全部影响力通过朗费罗的“海华沙”
得以（完美地）传授。
但是我却要自豪的说，而且已经成为我的义务公开进行陈述：假如在这个世纪还能够传授什么的话，那么只有靠我，并且也只有我，首先发现，然后传授，在我说出来之前受到鄙视的五位伟大画家的优点和崇高——特纳、丁托列托、卢伊尼、波提切利和卡尔帕乔。
鄙视，——不，几乎是默默无闻。
我认为在1874年之前，在我研究西斯廷小教堂的波提切利和佩鲁吉诺的壁画之前，在任何旅行者的日记中都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存在，而且在整个罗马人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人们如今对他们仍然不够流行；在伦敦，特纳最珍贵的画作被放在国家美术馆的地下室里：——不过我的著作已经完成，只要英国人还研究艺术，它在适当的时候必将发言。
14．凡是有耐心看望这些个人细节的读者到此应当已经明白我在回到英国后，写作《近代画家》第二卷时的心情，明白在其结尾部分所赋予丁托列托的重要性。
导致这段废话啰嗦的“结语”
的产生的“附录”
对他来说也将更加有趣，不仅因为它暗示我对皇家画院的批评，而且非常明显地指示了那时批评本身诚实、正直的基调！
在附录出版之前，《近代画家》作者的不为人知的性格完全受画院的艺术家的印象，如果应邀说出其中一些人的话，那么普劳特、斯坦费尔德和特纳在我生日时，经常和我父亲一起共进晚餐，前两者的家我随时都可以登门，而斯坦费尔德在创作他的最后一幅作品时，有一天我曾和他进行过一次短暂的愉快的交谈。
查尔斯·罗伯特·莱斯利、马尔雷迪和大卫·罗伯茨在我过生日时，有时也回来；我和皇家画院关系的破裂当然不是因为后来所写的《画院纪实》，而是因为前拉斐尔派的原因，更主要的则是因为特纳的辞世。
我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更仁慈些；其主席刚刚借给我两幅可爱的素描，挂在牛津，并且我想对艺术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我持有相同的观点。
[1]此处删除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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