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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为了否定个体、排除孤独，孤独的个体毫无价值可言。
实际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对孤独的真正需要。
迫不得已的孤独要么被视为一种处罚，要么被看作一个暂时的调整思想、反省自己错误的“机会”
。
他们只相信自己个人的价值牢牢地系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的客观外界，系于自己对这个外界所作出的、适合于外界价值体系的“贡献”
，系于死后外界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不是先有个人价值，然后才集合成群体的价值，而是先有群体的绝对价值，个人只是群体价值的寄生者、分有者，个人作为孤独的个人，没有丝毫价值。
因此人们从没为自己的“此生”
寻找属于自己个人的、一次性的意义根据，要么醉生梦死、玩世不恭，要么“虚怀若谷”
、放眼世界和群体来确定自己应守的价值规范。
从个人来说，哪怕章永璘恢复了搞女人的能力，他最终仍然只是个“废人”
。
推翻“四人帮”
的，并不是由谁领导的什么“真正的人民运动”
，而是高层领导的果断决策。
章永璘们不过又一次成了历史变动的社会基础或“土壤”
，正如他们从来就是任何社会事件（包括镇压他们的事件）的土壤一样。
谁能保证他今天不会再次“怀才不遇”
、报国无门呢？他背叛了黄香久，人民真的会感激他吗？
要寻找一种真正的孤独意识，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西方人的精神历程。
西方人自古希腊起，就开始摆脱原始群体意识那温情脉脉的怀抱。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给一种初步的孤独意识奠定了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既然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可入的单个原子所构成的，那么人类社会也是由互不粘连的独立个人（公民）而组合起来的，这种组合并不能打破每个公民原子的个体独立性，相反，它只能由每个个体自愿缔结的契约（社会契约）才得到实现。
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个体性从自然哲学的物质结构提升到了精神性的高度，从而为个体在孤独中克服个体的孤立无援感、上升到精神的无限永恒性提供了一条解脱之路：人可以在、也只能在孤独中、在理性的沉思默想中摆脱孤独。
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那里，人们除认定自己有一个不朽的精神性的灵魂之外，还找到一个上帝来陪伴自己，与自己默契神交。
他们认为上帝之所以创造出人类，是因为害怕孤独，如席勒的《友谊》一诗中所说的：
伟大的世界主宰，
没有朋友，深感欠缺。
为此他就创造出诸多精神，
反映自己的幸福，以求赏心悦目。
当然，其实是人类自己害怕孤独，才创造出了一个上帝。
然而，这种对孤独的逃避仍然是在孤独的心灵中进行的。
上帝虽然将一切个体的灵魂都统一、消融为一个整合的、没有部分的精神实体（圣灵），因而表面上打破了单个人外在的独立不倚性，但每个人的灵魂在尘世生活中相对于别的灵魂来说仍是独立不倚的，它必须独自面对上帝，向上帝祈祷；只有对上帝来说，对一个推延到彼岸世界去的唯一本原的心灵来说，它才失去了独立性。
但上帝本身不仍然是个体灵魂独立性的象征吗？人渴望“与上帝合一”
，不正表达了西方人想要成为像上帝一样绝对独立的精神存在的隐秘欲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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