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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乌托邦是按照设想的方式实现的，有些甚至从未实现过。
由于他们普遍信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血统，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鄙视任何形式的国家。
但当共产党人夺取或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比如现在偶尔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国家，其结果更像法国1789—1795年的雅各宾政权，而不是由“巴黎先知”
设计的乌托邦。
现代国家的诞生和扩展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现象，它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知识、精神和艺术史。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1789—1945年欧洲人登上全球霸权期间，而且从非殖民化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它的盛行使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合法化，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即使是欧洲人对旧的欧洲“文化霸权”
或丰富概念的“反应”
，也往往在语言、风格、主题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带有欧洲文化的标志。
现代国家以一种非常迅速的方式取代了世界历史上的非欧洲传统国家。
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首先是北美，后来是中美洲和南美洲，这些地区在1776—1898年漫长的过程中获得了政治独立。
当北美和南美都摆脱了他们的欧洲统治者，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他们仍然与欧洲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和风格保持着强有力的联系。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征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不包括日本和暹罗。
他们几乎占领了整个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在意大利的短暂殖民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文化仍保留着）及其他一些地方。
这两个世纪的知识生产反映了它们的帝国主义性质，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非殖民化开始之前是这样的。
殖民时代的作家，以及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作家（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塑造了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非洲的文学潮流。
现代国家的状态一直是侵略性的。
它内在的侵略性不仅表现在殖民事业上，而且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也爆发出来；从那时起，它一直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浩劫——尽管国际联盟曾试图镇压这一趋势。
暴力水平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造成的破坏广泛反映在文学、艺术和音乐中。
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年）只是描述人类的残忍和破坏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它完善了由弗朗西斯科·戈雅开创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对19世纪初法国入侵西班牙期间双方所犯下的暴行做了骇人听闻的描述。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Goya，1746—1828年）于1814年创作的《1808年5月2日：马穆鲁克雇佣军的冲锋》（TheSeay，1808:Theelukes），对比了异国装束的入侵者和衣着简单、武装简陋的起义者的“殊死搏斗”
。
在关于国家侵略性的艺术中，一个不太明显但却真实的表现形式是“崇高”
概念的延伸，这个概念由康德和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年）提出，是18世纪的概念，后来在欧洲、中国和拉丁美洲成为最大胆、最吸引人，也是最骇人听闻的艺术特征之一：对人类生死各方面（从性到暴力）的极端描述。
事实上，随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个人以一种不断升级的方式窃取了它的形象，这些形象是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Tarantino）等电影导演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和达明·赫斯特（DamienHirst）等艺术家的前奏。
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Greenway）等人则自觉地反思了投机艺术作品对恐怖的描绘，如1985年的《一个Z和两个O》。
现代国家孕育、积淀并最终释放出的巨大破坏力催生了这一艺术潮流。
冷战期间，当国家权力威胁到全球安全时，文化生产变得痴迷于这个极端的选择。
一些作品，如内维尔·舒特（e）创作于1957年的《海滨》（OnTheBeach），后来由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Kramer）于1959年拍成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揭示了广泛存在的（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的阴影仍困扰着现代社会。
▲1985年，彼得·格林纳威导演电影《一个Z和两个O》（AZed&TwoNoughts）的剧照：对恐怖描写的自我反思。
后现代世界的第三根支柱是“科学技术”
力量的巨大增长。
得益于国家机构和私人企业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术进展”
梦想在维多利亚时代得以实现，并通过若干次“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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