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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眼整个广东，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增长两倍。
而最让朱由榔惊喜的，还是在广州府的另一项发现。
这还是朱由榔让随行的中书署官吏，去乡间调查寻访发现的。
由于整个广东，大量青壮劳动力向沿海聚集，参与工商业生产，导致许多土地空余抛闲。
而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完全基于民间自发的，崭新农业生产模式诞生了。
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却没法耕种。
于是乎，务工农户就和留乡农户达成了契约。
务工农户将自家土地折为股本，留乡农户则将农具、耕牛折为股本，双方共同在官府登记，成立企业。
务工者把土地留在乡里，由企业统一耕作，每年产粮按股本分配给各家农户。
而雇佣耕种的农民，则按照经营成本发放工资，如果有用到农具和耕牛的，按股本折算。
也就是说，这时候，在这种“农业合作社”
形式下，种地的农民从佃户和自耕农，变成了股东和农业工人。
务工百姓从沿海城市所获得的的财富，又可以以股份增持的方法投资反哺到家乡的合作公司当中。
当然，这和后世建国早期的农业合作社不是一回事，财产并不是集体所有的，而是按照股份分配，遵从的也是市场规律，而非计划经济，反而恰恰是私人资本发展的形式，类似于新世纪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垦公司。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
原本的地主-佃农模式被打破了，封建土地主被排斥在外。
至于在广州，更多的不是排斥，而是这些地主已经在工商业浪潮中，转化为资本投资者。
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自我合作，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整合，从而变成一个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
而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来自朱由榔的“高瞻远瞩”
，没有来自中央或者地方衙门的引导或者干涉。
全部，都是当地百姓，在沿海工商业市场化浪潮中，自己摸索、探寻，最后实践出来的方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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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广州一府，这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就多达两百余，其中少的有三四十户，多的有六七百户。
新的农业生产秩序，解放了大量小农经济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
其实从宋代以后，我国就逐渐进入了地少人多的状态。
而明代以后，随着作物引进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开始过剩。
如果不加以改变，最后就会变成清朝那样，粮食产量、人口激增，却反而导致人民的普遍贫困。
朱由榔对于广东的改变叹为观止，商业契约与合同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去年一年，《民律》施行以后，全国的民事案件，三分之一都发生在广东。
这并不是因为广东治安不好，而是因为过去广东的经济司法氛围，更加浓郁。
过去诸如合同分歧，贷还款延期，股份、财产、期货谈判之类的事情，还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应该通过国家司法程序进行公证和申诉的。
而广东最先迈出了这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本地出现了大量的，不以考功名为目的，主动考入中小学学习的读书人。
他们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习律法，从而成为讼师（律师），或者工商企业的司法代表。
过去，封建时代的朝廷官员，总是以“少讼、无讼”
为荣，认为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喜欢打官司，是道德败坏的体现。
比如江西人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场中儒家士大夫们认为是“奸民”
。
但事实上，将分歧付诸司法，敢于，善于用法律武器界定经济社会生活，才是近代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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