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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用军事学校和一般学校那里建筑的监禁功能,证明这种无言制度的存在,即隐形权力的存在。
在这里,福柯身上有他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子,后者曾大力主张读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义,带头破译马克思《资本论》中种种“沉默的论述”
及其社会意识形态隐因。
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余韵,后者试图将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将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看作是“超我”
压抑之下悄悄沉淀的潜意识——这是袭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
很自然,福柯在写作时最喜欢说到的圆形监狱及其塔楼上的监视器,总是被后来很多人看作“超我”
的隐喻:这个深入人们内心而且至高无上的监视器,在世界这个无形的大监狱里,使权力对人类的文化监控内在化了,非语言化了。
不难看出,福柯在这里把言外之物视为“制度”
与“权力”
的禁言之物,是人为压抑和人为遮蔽的意识盲区,由此而来的推论当然是:一旦这种压抑和遮蔽解除——福柯与他的同盟者们就是在做这种政治斗争——这些盲区可以被照亮,也就是可以进入言说。
这当然隐含着一种较为乐观的语言态度。
人们甚至可以说,福柯虽然发动了一场对逻各斯的猛烈造反,依然对语言保持了基本的信任和期待,最终攻击点是“制度”
与“权力”
,而不是语言自身。
与此相异,语言自身是否有表达的局限,一直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我不知道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里有多少相关的思想遗产,比方印度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等等在这一方面有过什么样的诘究,仅就中国而言,很多学者就走上了与福柯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直感叹语言工具本身的缺陷——与制度和权力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庄子说:“可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所不能论,意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见《秋水》)”
庄子所称那个不能言传甚至不能意会的东西,似乎是一个超制度和超权力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永远无法企及的认识彼岸。
庄子还在《天道》里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车轮匠见国王读书,问陛下您读的是什么,听国王说是在读圣贤之书,竟讥讽了一句,无非是糟粕吧。
国王大怒,欲斩车轮匠,最终却被他的一番话打动。
车轮匠说,做车轮不容易,轴小便滑而不固,轴大则涩而不合,要做得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全靠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讲不出来的。
父亲无法传授,儿子也无法学习。
由此推想那些圣贤之书,不可言传之精微,最为可贵之所在,都随着他们死去了呵,留下的书还能不是糟粕?
这算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可疑论,最早的非语言主义。
五百多年以后,汉魏时期王弼等学者又挑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言、象、意之辩。
王弼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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