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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
我们若把诺思罗普在这里指出的和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由此而来的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以及区分的概念，基本上是“农”
的概念。
[5]“农”
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
他们淳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
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
我看见我面前的桌子，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是仅仅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还是占有客观的空间，中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
这样的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除开佛学，它来自印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知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
而在审美连续体中没有这样的区别。
在审美连续体中认识者和被认识的是一个整体。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
它不很明晰，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
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
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
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富于暗示，不必明确。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
他们根本上是商人。
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
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
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
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
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
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
由于这个缘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
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中国人过去是“农”
，这个事实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以工业革命为手段，才能进入现代世界。
《列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是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石雕成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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