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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
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
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
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
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
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
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
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
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
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
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
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
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
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
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
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
《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
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
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
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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